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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在中国，产业政策是长期目标设定的合理延伸。相比之下，美国的产业政策是被动的，应对的是其他国家在美国政客认定的关键领域中的所谓不公平竞争行为。
中国正在为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做最后的润色。与此同时，自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创纪录数量的行政令，但仅少数法案被签署成为法律。对比是鲜明的：中国有战略规划过程，而美国既无规划也无战略。
规划工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基础支柱。第一个五年规划从 1953 年持续至 1957 年。在随后几年里，规划和准备过程变得愈加精细。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制订工业目标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最终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取代。除了专业意见外，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向外部学者和行业领袖进行咨询。中国规划过程的酝酿期同样很长。
在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第五个五年规划（1976 年至 1980 年）后云上速配，规划过程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并专注于促进增长和繁荣。
第九个五年规划（1996 年至 2000 年）掀起了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改革的浪潮。"十一五" ( 2006 年至 2010 年 ) 和"十二五"（2011 年至 2015 年）规划为中国以消费为主导的再平衡战略奠定了基础。许多人希望再平衡战略能在即将出台的"十五五"（2026 年至 2030 年）规划中得到完善。
相比之下，美国厌恶规划。配置国家稀缺资源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政府的目标和指令。理论上，货币与财政政策制定者能够借由行政权力与国会权力在联邦预算中的相互作用来引导和干预美国经济。但在实践中，随着政治两极分化加剧，这一过程几乎已经崩溃。
过去 30 年，围绕削减开支（克林顿时代）、医疗保健（奥巴马时代）和边境墙（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党派之争导致了数次政府关门。眼下，另一场战斗又迫在眉睫：围绕《大而美法案》的开支削减和减税导致的数万亿美元新增赤字。
在中国，产业政策是长期目标设定的合理延伸。相比之下，美国的产业政策是被动的，应对的是其他国家在美国政客认定的关键领域中的所谓不公平竞争行为。
特朗普自身的交易驱动型产业政策，促使许多人质疑他是否已经成为一名国家资本主义者。毕竟云上速配，他曾出手支持英特尔、美国钢铁公司和稀土公司芒廷山口材料公司。在某些方面，这些举措是其前任乔 · 拜登产业政策的延续。拜登的产业政策包括对基础设施、半导体和绿色能源技术的直接支持。但特朗普的做法缺乏战略性，更多的是直接干涉公司的具体决策。
特朗普和拜登并不是最先采纳产业政策的美国总统。1961 年，在苏联完成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一个月后，约翰 · F · 肯尼迪制定了一个著名的目标，即在那个十年结束前将人类送上月球，美国做到了。此外，美国国防部成立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作为一个支持前沿研究的内部产业政策机制，这些研究带来了变革性技术，包括互联网、半导体、核能、先进材料和全球定位系统（GPS）导航等。
依赖产业政策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和美国。二战后，日本采用"计划理性发展国家"的模式。法国采用指示性规划，而西德的"经济奇迹"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旨在支持中小企业的产业政策推动的。
但西方的行动，包括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都无法与中国独树一帜的战略性和全面做法相提并论。中国政府瞄准未来产业，同时调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等全部资源。
特朗普的交易性干预不仅缺乏总体战略，它们的作用范围也将受到美国经济的限制。美国经济面临国内储蓄不足的问题，而且背负着日益庞大的联邦预算赤字。此外，在恐华症蔓延之际，美国两党对任何类似中国式市场经济的东西都表现出强烈厌恶。
特朗普经济学对解决美国长期竞争力的问题几乎起不了多大作用。事实上，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削减基础研究经费的计划，可能会侵蚀美国的创新能力。
本文由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9 月 25 日发表，原题为《中国战略规划，美国被动应对》，作者是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 · 罗奇。
微信审核 | 陈鹏
内容编审 | 范蕾 李琦
微信编辑 | 董磊云上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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